在许多国家，医生都是一个受人尊重、社会地位很高的职业，是优秀人才希望从事的职业。但在今天的中国，医生职业却几乎沦落到一种“过街老鼠”的地步。尽管我国医药卫生领域存在着种种问题，老百姓还有各种不满，但是医生的职业地位问题已经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和核心。
    中国似乎并不缺少医生。从WHO2010年对世界上10个人口*多的国家数据统计来看，在医生与人口比重的指标上（每10000人口的医生数目），我国处于中位（14.2人），比印度尼西亚要好得多（2.9人），距离比例*高的俄国还有很大差距（43.1人）。然而《2011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在我国两百多万的医生当中，只有不到一半（38.6%）的医生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在许多国家，本科学历是成为一名医生的基本门槛，还有些国家将研究生学历作为医生的门槛。因此，如果我们按照这一“国际标准”来衡量，我国医生占人口比重便低于许多国家。
    然而，一方面我们缺乏高质量的好医生，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大量的医学院毕业生又没有加入医生的行列，而是去从事其他工作。笔者把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的数据做了三个10年的划分。*组数据是每年新增的高等医学专业毕业生，这是医生的供给数量。另一组数据是十年当中新增加的医生，可以近似地代表医生的需求数量。将这两组数据相除，大致上反映了医生的一种供求比关系。由于新毕业的医学院医生除了填补新增加的缺位外，还需要填补退休的医生空缺，所以新毕业的医生应当超过新增加的医生数目。
    在*个10年（1978～1988年），我们发现医生数量供不应求，即每一个医学院毕业生对应着两个新增加的医生位置。这说明新增加的很多医生是由本科教育以下的人来添补的。第二个10年（1988～1998年）的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医生的供求数量大致相当，供给略多。而*近12年的数据却出现了极为反常的情况。当医学院毕业了7个人时，却仅对应一个新增加的医生。这意味着医学院大量毕业生没有去做医生，而是去从事了其他工作。问题在于，医生在中国并非过剩，相反我们极其缺乏有质量的医生，但是大量的医学院毕业生却没有成为医生，或是主观上不愿意去，或是客观上没有位置。
    这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中面临的严重问题，一方面有质量的医生极度缺乏，而另一方面医生却没有成为人们向往的职业，无法吸引*优秀的人才。现在很多呼声认为，只要政府多投钱，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笔者认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投钱问题。如果医生问题得不到解决，无论政府投多少钱，都无法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如何才能解决？我们可以看一下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医生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的对比情况。我们发现在这些国家里，全科医生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3倍，专科医生差不多是4倍。从我国公开的收入来看，医生的收入*没有社会平均收入的3～4倍。从人们对公务员职位的“趋之若鹜”，而对医生职业的“躲之不及”来看，目前医生的收入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即使有一些高收入的医生，其收入方式的不光明正大，也使得医生职业失去了应有的尊严，不仅得不到人们尊重，并且成为医患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将14个OECD国家的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分别统计，我们发现在全科医生当中，主要靠工资收入的国家很少，只有芬兰和冰岛。但在大多数的国家中，依靠工资收入的专科医生占了多数。总体上来说，在多数国家里，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专科医生还是少数。医生是否以工资的收入方式为主，代表着医生的就业方式：是作为一个医院的雇员，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职业者来就业。这些数据表明，在众多国家里的大多数医生都是自由职业者，特别是全科医生，而只有少数医生才是医院的雇员。
    这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即全科医生需要有更强的收入激励，而自由职业才能够提供一种更为灵活和激励更强的收入补偿。由于专科医生本人在大医院中更容易获得科研项目和研究经费的资助，获得更多收入补偿的机会，所以反而较多的专科医生可以是医院的雇员。从英国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英国的全科医生基本上都是自由职业者。可见一个国家内部医生收入水平、收入方式和就业方式的差别，对于该国能否吸引人才从事全科医生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我们目前正好相反，即基层的医生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计划体制，激励机制不灵活，而专科医生却既享受计划体制的工资、就业保障，又可以获得很多体制外的收入和机会。
    医生的就业方式不仅与收入激励有关，而且与医生的就业机会直接有关。笔者问了很多医学院的学生，你毕业后为什么不去做医生？回答是找不到医院工作，事实上是找不到三级医院的工作位置。因为在中国，医生与医院的关系基本上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在这种就业方式下，解决不了医学生的就业问题，是因为三甲医院的位置是有限的，不可能容纳每年毕业的这么多人。在中国，如果进不了三甲医院，去基层、去二级医院的话，意味着职业生涯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因为其他一系列的科研、晋升指标和机会都与三甲医院联系在一起。
    在国外情况则完全不同。哈佛医学院的毕业生并不是每个都去大医院工作，而是可以去当一个基层诊所的医生。一个好的医生与好的医院之间是一个互相竞争和吸引的关系。即使你是一个小诊所的医生，只要你医术高明，就可以与一家或者几家大医院签约，有推荐患者去大医院看病的权利，或者自己去大医院给患者开刀。这种弹性合同制的就业方式，就把大医院的医疗资源盘活了。大医院的先进设备和手术条件，是向全社会开放的资源，它对*好的医生开放，使其有机会使用相关资源。同时好医生的资源也被盘活了，成为一个灵活的弹性资源，可以同时在诊所和几家医院工作。中国目前*稀缺的资源就是好医生。得到怎么样的经济激励，采取怎么样的就业方式，是解决医生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我国医改种种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此外，我们目前采用的行政定价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偏离医生的劳动价值，不顾经济发展的水平，不顾老百姓对医生服务的需求状况，看一次病的收费远低于看一次电影的票价。同时我们采取的是所有医生都只能固定成为某一家医院雇员的僵化就业方式，即使多点执业也须原单位同意才能申请，这种收入和就业方式带来的后果，是造成我国医患矛盾的*根本原因。只有当医生得到起码和体面的收入，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我们才能吸引*优秀的人才学医，才能期望在自己*需要医生帮助的时候得到*有质量的医疗服务，才能期待医生重新成为“白衣天使”。